余英时: 现代儒学的困境

儒学在中国史上遭遇困境不自现代始。孔子之后有杨、墨,特别是墨国的挑战,这是第一次困境。汉晋之际有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运动,这是第二次困境。这一次困境的时间特别长,因为继反名教之后便是佛教长期支配中国的思想和民间信仰。第三次困境发生在晚明。由于泰州学派的风行一时,遂有“三教合一”运动的兴起,李卓吾成王阳明之说而更进一步,公开宣称“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。这次运动虽未如魏晋时代明标“反名教”之名,但实际也相去不远,所以才引起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的大声疾呼。黄宗羲在《明儒学案•泰州学案序》中更明白地指出:泰州学派到了颜山农、何心隐诸人手上,“已非复名教所能羁绊”。

如果从历史背景着眼,我们不难看出,这三次反儒学的思想运动都爆发在中国社会解体的时代。解体的幅度有大有小,深度也颇不相同,因此对儒学的冲击也有或强或弱之异。但以现代眼光看,上述三次社会解体都没有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。儒学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之后,仍能脱出困境,恢复活力。

现在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。自19世纪中叶以来,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;这个过程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。由于社会解体的长